历史上有多位西方人到过中国，而马可·波罗是最具传奇性的一位。从曾是古罗马核心辖区的威尼斯来到中国，这艰险一程的两端，正好是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。他的游历，时值宋元交替，几千年文明古国的朝代兴衰，因此有了旁证。传说中他还在元朝任官，回国后写下著名的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。当然，有关他到没到过中国，游记之真真假假，一直存有争论。但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无数人借由他的传奇，返身去认识古老中国，在世界的版图上构建自己心中的东方与西方，以及某种人类的愿景。
作者：孙小宁
马可·波罗游记法文插图本
诗人韦锦，就做了这样的工作。
五月初，在广州大剧院看了由他编剧、德国作曲家作曲，大部分角色由西方演员担纲、并且开口唱中文的歌剧《马可·波罗》，激起了无数思绪。此剧后来又到北京，我又得到了他的原创剧本。读剧本的感觉，不同于改编后的舞台呈现，情节的构思更缜密，唱词的表达更中国，且更能表达一个中国诗人对这个传奇人物的开掘与想象。
尽管歌剧是作为一门声乐艺术在被观众欣赏，但是，我还是有兴趣通过一个剧作家的创作，去了解这中间的心路历程，以及由此感悟到的历史与文明之思。
歌剧《马可波罗》剧照
创作缘起
当你深入了解西域的时候，那条路必然通到罗马
孙小宁（以下简称孙）：从广州观剧回来，一直还在想着这个剧。加上最近它又到北京演出了一轮，激起了很多歌剧方面的话题。但我个人想从剧本角度来切入。一方面是读过您的剧本后，深感原作和舞台呈现有较多出入。而作为中国观众，我个人觉得，原剧本对马可·波罗这个人物身上所承载的历史信息，开掘得更到位，同时更能看到现代人对历史的反思。所以想跟诗人剧作家聊一聊。你是个诗人，如何这次又做起了歌剧的剧本创作来。是什么契机，让你与马可·波罗相遇？
韦锦（以下简称韦）：从剧本谈从容些。演出囿于场次、舞台时间，容易流于一次性观赏。而剧本至少能让你停下来，凝视、打量、审视这里面可能蕴含的东西。
至于缘起，和我的第一部诗剧有关。年10月下旬，我和几位朋友去楼兰古城采风。横穿整个罗布泊，又走了非常艰难的一大段道路才终于到了楼兰，看到了佛塔。在佛塔前，我不由自主地跪下，抬头凝视它半身坍塌面目斑驳的脸。心好像被一下子掏空，一种有如天启的东西注满体内，从未有过的虔诚让我的仰望定格在空中。饱经沧桑的佛塔，依旧巍峨，端严，遍布周身的裂口仿佛都在说话。“辉煌不再的文明找到了遥隔千载的耳朵。一种不甘消逝的流淌试图重新激荡。”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记述当时的感觉。
回到住地若羌，吃完饭已经很晚，还是忍不住和刘亚伟、王自亮等朋友围着楼兰博物馆一圈圈打转。我用沙哑的嗓音即兴朗诵，心像储满水的池塘，关于楼兰消失的千古之谜，突然有了全然不同的结局。从库尔勒回北京的飞机上，一部诗剧的整体构思有了雏形，然后是几个昼夜的连番写作，从未涉足戏剧的我一口气写出两千多行。一个失踪千年的古国，跃然来到笔端。楼兰成为楼和兰，“楼”化身为国王，“兰”化身为王后，奇异的场景，奇异的人物，奇异的故事和结局，电光石火般噼啪作响。
诗剧《楼和兰》试图以诗的方式解答楼兰消失之谜的同时，更多是想把楼兰作为人类文明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加以咏叹。
有的东西不因它消逝就不存在，反而更让人向往和留恋。《楼和兰》的结局，是一种文明在万难处境中关乎尊严和存续质量的抉择。它是一个人的写作到达某一节点后，才能对来自岁月深处的召唤做出的呼应。诗剧结尾，楼兰王为自己的都城规划的命运，是让岁月停在美的顶端。
写完，朋友们反应热烈，也曾同行的杨匡满先生还想译成阿尔巴尼亚语。我说不急，让我慢慢完善。要完善，就不能停留在对西域朦朦胧胧的认知上，必须了解更多。而真投入进去了解，通向西域的路，必然通向罗马，涉及的不仅是张骞、班超，也有马可·波罗。
诗剧《楼和兰》后来发在沈苇主编的《西部》杂志上，得到了很多朋友鼓励，使我对诗剧这门样式越来越着迷，打算写一系列历史人物，田横、屈原、辛弃疾、徐光启、黄宗羲、梁启超……以诗剧的方式向这些境界高远、生命卓越的人致敬。
而就在这期间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酝酿做一部以马可·波罗为题材的原创歌剧。集团里一位专家读过我的诗剧，所以就推荐我，我说如果让我来写，我不想仅把他写成旅行家、冒险家，也不想拘泥于游记所述，更不想陷于其人其事的真假争论中。马可·波罗，如果把他看成一个文化符号的话，他应该是东西方文明相遇时，撞击、影响、彼此改变与融合的象征。宋元之争，我也不想仅仅看成汉蒙之间的冲突，而定位成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矛盾冲突，是既定社会秩序和渴望建立新秩序者的冲突。
这样的构思，得到认可后，我就动手创作。年的10月份写出了第一稿，拿给当时推荐我的专家看。他那时刚做完视网膜修复手术，双眼蒙着厚厚的纱布，医院的病床上。我只好读给他听。从头到尾，他就那样听了三四个小时，样子既狼狈，又令人感动。
《马可波罗》剧照
国内采风
就这样一站一站相遇马可·波罗
孙：听说你后来还为进一步修改去了与马可·波罗有关的一些地方。所遇所想又是怎样？
韦：我对剧本是这样想的，一开始先做加法，让内容尽可能饱满，戏剧冲突足够激烈。所以越改，结构规模越大。这时我想，应该四处走走了。国外且不说，至少到国内和主人公有关的地方去一下，听听当地朋友的看法和认识。
第一站杭州。杭州是马可·波罗在游记中盛赞的地方。当地朋友、诗人王自亮陪我到过杭州的史志馆，博物馆，陶瓷博物馆，官窑遗迹等，后来他又引见了陈东的后人。
现代人对陈东认识得太少，他在历史上其实很重要。作为臣子，他一直主张励精图治，抗击侵略，保卫家国，发挥军事将领与普通百姓的作用。这样一个人却因奸臣陷害而被赵构所杀，开了大宋朝杀大臣的先例。大宋王朝的历史开始逆转。
我从陈东的后人陈桂秋那里了解到他先辈一些事。据说后来赵构还很后悔，下了罪己诏。这让我很吃惊，宋朝的皇帝，有时糊涂到极点，有时可爱到极点。因而越发感到，宋朝的灭亡，不能简单来看。提到它，亡国之悲当然深重，但重要的还是要全面审视。而马可·波罗担当的一个任务就是，与宋元两个阵营的人对话。
孙：马可·波罗某种程度也代表你，你的审视。如果说你因此对一个朝代的理解加深，体现在哪些地方呢？
韦：华夏文明在宋代达到的程度非常高。无论政治、文化、经济，还加上海上丝绸之路。即使失掉汴梁、偏安一隅，它也又持续了来年。江南依旧那么富饶、美丽、繁荣。陈寅恪先生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这一判断对我认识宋朝有导引意义。
在杭州的探访中，有一幕令我深深记住，王自亮兄陪我在雨中的西湖边坐了整整一天。那一天冷而潮湿，我们坐在一家茶馆的廊檐下，有话了说会儿话，没话了就看着西湖。我的心里，一直在翻腾宋元这些事。万千思绪，就如那不停不歇的雨。我感觉，杭州的山水彻底进入了我的心里。关于杭州，我在《马可·波罗》剧本里写了很多唱词：这是白居易的江南、苏东坡的江南、林和靖的江南……演出稿没用，但我写时很激动。好像宿命似的，在我端详杭州的山水时，马可·波罗仿佛就站在我身后。
孙：听说杭州，乃至扬州还有一些和马可·波罗行迹更密切的地方吧？
韦：有是有。但对于我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，那些并不重要。我不喜欢那些带传说意味的地方，要么特实，要么就特俗。我出来走，更多是想从一种氛围中获得一种感受。一种历史感、某种文化氛围，我相信它们对创作更有内在推动力。
对这部以历史人物为主线的歌剧，或者说诗剧，我更喜欢悬空写作。这可以和克罗齐那个论断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呼应。
比如这个剧中还有崖山之战的戏，我写的时候想到了公元前波希战争中的温泉关之战。当年希腊方的斯巴达国王，仅仅带着自己的勇士，迎战几十倍于他的波斯强敌。失败时波斯人问那些被俘的斯巴达人：你们只有这么少的人来打仗，其它人做什么去了？士兵回答说：都参加运动会去了。波斯人问：那能得到什么呢？俘虏自豪地说，获胜者可以得到橄榄枝编成的花冠。
在波斯人看来，这都是些什么人啊。他们竟然不是为了金钱，而为如此虚无的、不存在的东西竞技。这种存活的价值和意义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但是，真的如此吗？崖山海战之后，有句著名的论断：崖山之后无中华。
孙：崖山之战是在广州新会。你在这里跳了地方哈。杭州之后您去了那里？
韦：之后去的是泉州。啊，过一会儿再说崖山。泉州有个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，我在这里获得了一些知识性的信息。但真正有意义的是到了福州，当地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刚退休的文广新局局长胡楠。从他那里，感受到人们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热情，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贯通后产生的意义。
丝绸之路的形成首先是由于商贸，但这之外，还有东方对西方的好奇，西方对东方的好奇。人类总是生活在此地，心向远方。所以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心灵之路。这也就是剧作尾声，马可·波罗讲完他的经历后，我要让卢斯提加洛说一声：谢谢你，马可·波罗。当马可·波罗问为什么要感谢我呢？我让卢唱出：这世上有许多路，你让我看到一条丝绸铺成的路，它连起炊烟，集市，榷场和桑田，连起一条又一条河，一座又一座山，连起近在眼前的近，远在天边的远。众人合唱：那是源源不绝的智慧，百折不挠的刚强。那是文明走到文明的路上，心找到心的故乡……
泉州之后才到广州。广州的北京路，有宋城遗址，我不止一次到过那里，但这一次，感觉又不一样。六七百年过去，宋城的街道已经在地下，尘土积了一两米厚。我隔着玻璃罩看它，想象当时丝绸之路带来了怎样的繁荣。要知道那时的南宋，要支撑那么长时间的战争，还要给金人纳贡，这都得靠雄厚的经济基础维持。
崖山海战纪念馆是第二天去的。崖山海战是宋元之间的最后一役。仗打了三个来月。背后山河破碎，但陆秀夫、张世杰还是拥立杨皇后和小皇帝，建皇宫、扎营帐，充满了大宋再兴的雄心。陆秀夫天天给小皇帝上课，讲经邦治世之道。他们在海上迎战元人，惨败后，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蹈海。而这全部的经过，被囚禁在元人船上的文天祥又是一直眼睁睁看着，他心中的苦痛可想而知。
在崖山海战纪念馆，我有几个小时，都呆在那里，几乎走不动。不仅因为我是华夏民族的一员，而是在那里，谁都会痛彻心肺地感受到一种文明的崩溃，沉浸在一群不屈者被扼杀后的悲悼中。
我们说，一个朝代的灭亡，肯定有很多原因。但当时的宋人，他们觉得自己活得像人，是人，有人的尊严。人的尊严体现在好多方面，我们可以从一些文人作品中看出来，那种在经济繁荣之上形成的东西，思想和情感空间之大、文明程度之高，都令人景仰。你看宋代的陶瓷，精美、敦实，朴素中透着尊贵。你看宋代建筑那种审美层次，都能感到宋人的生存有什么样的质量。而这时，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，生活方式、生活水平都将有巨大落差。他们宁肯赴死的行为，乃是保持一个信念，不能像人那样活，就不活。
也就是在这一刻，我决定回来做重大修改。有了歌剧中唱的那句：崖山二十万，二十万田横、二十万屈原……
安布罗乔·洛伦采蒂《好政府的功效》，意大利锡耶纳市政府厅藏。
元忽哥赤摹南宋楼璹《耕稼图》局部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。
两图对照，不难看出，由于丝绸之路的交流，类似《耕稼图》这样的中国画被带到了西方，并影响到了西方的画家。
马可·波罗与文天祥的相遇
宋代文明在这里，有了再审视的可能
孙：你在这出戏里，还写到了马可·波罗与文天祥的相遇。可能很多观众心里会嘀咕，他们有过交集吗？
韦：历史没有记载。事实上，这出剧很多地方都是虚构的，比如马可·波罗在撒马尔罕那场戏。马可·波罗可能压根就没到过撒马尔罕，对我来说，我想让他去，他就去了。
孙：撒马尔罕，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地方。我注意到，你的几幕戏的场景，都选得很有意味：撒马尔罕——马可·波罗初遇汉女子传云；杭州西湖边——马可·波罗与传云重逢之地；元兵马司监牢——马可·波罗劝降文天祥。西湖边茶楼——传云与马可·波罗再度相遇，并自杀。撒马尔罕、杭州、元大都，这些应该说都是历史空间。尤其一想到撒马尔罕，不由地就想到那本美国汉学家的书《撒马尔罕的金桃》。那些唐代丰富的舶来品后面，也是丝绸之路的佐证。
韦：是。在马可·波罗到达的时候，它是元朝的版图，那里的王子在举行迎亲庆典，却出现了一个汉地来的刺客传云。这样，马可·波罗就不仅和东方的北相遇，也和东方的南相遇了。整个剧中，这些构成最稳定的三角。从中，既能够看到东西文明、南北文明之差异，也能在里面构建矛盾冲突。
孙：其实，在广州看戏的时候，看到一出马可·波罗的歌剧里，有文天祥出现，乍一看还有些不适应呢。他就像我们早已背熟的《正气歌》那样，不容易产生丰富立体的戏剧维度。
韦：崖山回来之后，文天祥在我心中的形象不一样了。我在马可·波罗、真金太子与文天祥的对话场景里，表达了一些更多元的审视。比如当文天祥言语滔滔表拒降之意的时候，真金太子说了一句：切不可意气用事，误及家国，祸及百姓。你能感到，此时作为元太子的真金，对汉文明，是有他的理解的。也就是，新生力量崛起，有它的必然性，他对对方的文化有了解。而反过来宋朝人对作为敌方的元朝，又了解多少呢？
这里我还想把话题岔开一下，谈谈我过去的经历。
在来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以前，我有两个17年，是工作在中石油系统的，在那里做过很多种工作，现代管理理念对我启发很大。尤其是里面的系统论，让我看待问题时，不会从单一层面去看。一个朝代也是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有好多要素，循环往复，在循环中增长，在增长中循环，但增长有极限。这时就面临两种选择，一是怎样不断完善突破极限，另一种是再造系统。我想生活在南宋的人，大多抱着完善的愿望。而在大元眼里，大宋这个系统已经没有完善的可能，需要再造。
文天祥被俘后，马可·波罗和狱中的他有一场对话。我给他们竖了一个陡峭的梯子。一层层递进。先是马可·波罗劝文天祥，大元一统天下，正是你施展报负的时机啊。文天祥回应说，在这个时候，别人能做的，未必是我要做的。别人不屑于做的，不敢去做的，是我所要做的。他想做什么呢？就是担当起维护人格尊严的重任。
马可·波罗问，你在宋亡之后的这三年，想过大宋灭亡的原因吗？文天祥受了触动，说愿闻其详。当马可·波罗说完，他惊讶：一个西方人怎会有这样的见解。马可·波罗说：你别忘了我是真金太子的挚友啊。他对你们可是细细打量，你们可曾打量过他们？
再高的文明，也需要有自我反省力。你可以认为自己在文明的中心，但并不意味着，别的文明不需要打量。
而当忽必烈得知劝降不成，便对文天祥勃然大怒，你要为大宋殉葬，那我就让你的亲人及无数的大宋子民浩浩荡荡为你殉葬。
矛盾到了极端。这时我让马可·波罗发挥作用，以智慧、勇气和对人性的洞察，说服忽必烈，制止他滥杀无辜的冲动，并在文天祥赴死之时，令人选址建造文丞相祠。元人为文天祥立碑，文天祥就不仅是宋朝的忠烈，也是大元的忠烈，天下人的忠烈。
当你把英雄托举到天上的时候，你的手也在云端。
我想这样写忽必烈，更能突显，宋元之争，不是族群冲突，而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间的冲突，新旧势力的冲突。忽必烈能最终实现南北统一，不仅是武功，还有襟怀、视野等诸多文化因素在起作用。
歌剧《马可波罗》创作团队合影。一次跨越国界的合作。
当中国诗人遇到德国作曲家
双方都要有突破文明障碍的兴趣与勇气，才能做得完美
孙：这部戏里，马可·波罗与东方女子传云发生了一场爱情。这场跨越东西的爱情，以传云的自杀而结束。你是怎样设想传云这个人物的?
韦：一个17岁的青年，当他听了父亲、叔父的讲述后前往东方，他对东方的想象，“像烧红的铁”。在撒马尔罕，见到传云这样身世复杂而又美丽阳刚的东方女子，他当然会被吸引。
这一刻，单从两个生命来做对比的话，马可·波罗单纯得像个小马驹，传云则复杂得一塌糊涂，她是负有使命的刺客，间谍，辛弃疾的后裔……她身上充满了国仇家恨，兴亡之耻，是个被仇恨喂大的女子。而马可·波罗，从遥远的西方而来，最后又决意奔元朝而去。所以她对马可·波罗的爱，内心肯定充满矛盾。
最后，也是在西湖边，作为大宋子民的传云，重逢了马可·波罗。为什么这时她要杀死自己呢？因为惟有一死，可以让她超越种族和种族、朝代和朝代、西方和东方的仇恨。更因为，她从马可·波罗身上感受到另外的光亮，感到他就像闯进暗夜的灯火。马可·波罗在她眼里，寄托了她对人的希望。此刻他是不是西方人已不重要，关键是他是一个充满人性的人。一个从灵魂和精神的维度看让人珍惜的人。
传云最终放弃杀人而选择自杀，乃是实现对美好事物的守护。这一行为，也感染了马可·波罗。所以在尾声，他在热那亚监狱，才会为了其他的面临厄运的人，不惧监狱长的淫威，和众多狱囚一起唱出：“我们要一起生，我们要一起活”。这既是对生命的尊重，也是对未来的信念。
孙：我也是在广州大剧院的舞台，第一次看外国人用中文演唱歌剧。应该说，舞美设计有非常中国的地方，但剧情脉络做了太多压缩、删除与调整，还包括唱词。有些专家说音乐很美，但看了剧本之后，深感那些丰富优美的诗化语言，在其中流失了不少。
韦：看演出时，也觉得和初衷有很大区别。我愿意将此理解为，导演、作曲更多是从舞台呈现、音乐效果，甚至商业演出的角度来做的取舍。有好多让我佩服的地方，起码动作性更强了，戏的沉闷感少了。制作团队肯定有他们的道理。但我觉得，这毕竟是一个跨国家、跨地域的合作，中间肯定还有需要再磨合的地方。而我们之间的交流时间太短了。
我是一个对母语极度迷恋的创作者，所以会觉得，汉语的某些内在节奏与意象美，无法翻译。
但这里面，是否也有文化与文明认同的障碍呢？我感觉，有些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，像马可·波罗向往、赞美东方文明的桥段和唱词，他们删掉了。不能说不是遗憾。
孙：但这恰恰和当年马可·波罗来到中国这件事一样令人悬想，东方与西方的理解与认知，中间必定有自己的认知模式在起作用。
韦：有种说法，一出歌剧，音乐好就是很大的成功。但纵观歌剧史，几乎所有成功的例子，都是音乐又好、本子又好，像《费加罗的婚礼》《卡门》《浮士德》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《托斯卡》《艺术家的生涯》《蝴蝶夫人》等。为什么不向剧本与音乐相得益彰这一最好的方向努力呢？这样一个国际性题材，国际性合作班底，双方都应有突破文明障碍的兴趣和勇气。我一直非常看重这一点。
（33-35版历史图片选自《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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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原标题：“人类总是身在此地向往远方”——歌剧《马可·波罗》编剧一席谈）
来源：北京晚报
